邓光祖，1934年出生于江苏泰州，1949年来到上海营生，后进入上海华丰面粉厂作业，1956年随厂内迁至合肥面粉厂，主管出产调度作业，直到1995年退休。现在交通也兴旺了，我人虽在合肥，也能时不时回到上海和我的亲人们聚会，这大约便是安享天伦之乐吧。

  在咱们这个面粉厂内迁曾经，当地的面粉大都是农家在石磨上推出来的，出产功率天然很低。整个安徽省也只需蚌埠有一家面粉厂，可是它究竟产量有限，大多数面粉都供应到了淮北一带，可以摊到合肥区域的少之又少，远远满意不了老百姓的日子需求。所以当咱们的机器运作开来，把面粉源源不断地供应到了商场的时分，大饼和油条就不必像曩昔用小麦麸子做了，白面馒头也能端上了餐桌，老百姓都欢呼雀跃，拍手叫好。咱们这些面粉厂的工人也发自肺腑地骄傲，如同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。

  不过，其时咱们的祖国经济困难， 拟定的面粉规范也比现在宽松得多，有个说法叫“九二米，八一面”，所谓“九二米”便是100斤稻子打出92斤米，“八一面”便是100斤小麦打出81斤面，因而出产出的米面远没有现在的精密，可是一斤面只需6~8分钱，老百姓大都买得起。由于产量大，咱们出产的面粉还援助了六安、淮南、安庆等地，大大缓解了蚌埠面粉厂的供应压力。一般来说，咱们一年的面粉产量约在100万斤，由三个班倒换，24小时无间歇开动机器。其时曾有人计算过，假如出产出的面粉都用小板车装运，每车120斤左右的话，一辆辆车子连起来，可以从工厂所在的合肥东门连接到大西门。其时一斤面的加工费是1毛，按年产量100万斤算，产量便是10万元钱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，咱们厂的工人数量也一度达到了高峰，由内迁时的133人添加到了500人之多。

  到了1978年，改革开放初，咱们面粉厂的运营形式从本来的“代加工”转为“按价拨付”，即从粮食局买进粮食，加工结束后再卖给粮食局。这样一来，咱们赚取的便是来回差价，打破了曾经按计划出产的僵局，出产的积极性就进步了，赢利当然也添加了。

  咱们本来在上海出产的面粉是“财神”牌，后来迁到了合肥，就没有了牌子，直到1986年，咱们面粉厂又从瑞士布勒公司引入了一批新的机器设备，建立了新的车间，才取名为“雪花”牌。一起跟着时下人们日子水准的进步，对面粉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，所以曩昔的“八一面”跟不上时代需要，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精密度的面粉，要知道现在的小麦出粉率大都也是60%70%。

  可以说咱们厂不只处理了合肥的民生问题，还促进了周边几个工厂的展开。曾经咱们厂的设备都是从国外引入的，70年代中期，其时咱们厂早已经更名为合肥面粉厂，有个美国专家亨利专门调查了咱们厂，对咱们厂机械设备的保养作业啧啧称赞，阐明咱们的保养方法妥当，工人的操作经历比较丰富。别的咱们还有一套齐备的修补机器，在合肥也发挥了严重的效果，那时刚刚鼓起的搪瓷厂、制药厂等设备还都不完善，要求咱们为他们的机器修补和保护。

  其时和平路上有一家软木厂，便是咱们帮他们处理了通风设备的难题。因咱们有一个7米长的车床，可以出产他们没办法出产的大型部件，所以曩昔合肥面粉厂是享有很高名誉的。

  由于厂里的效益不错，咱们的福利待遇在东门工厂一带非常好的，逢年过节都会发放不少日子用品；作业相对来说又比较轻松。所以，其时有不少人都想找人进面粉厂作业。

  作业之余，咱们厂员工的业余文化活动也展开得不错，我还记得在咱们厂对面有个三联校园，白日咱们劳作，晚上就上夜校，弥补文化知识。厂里曾建立过一个小剧团，让员工们自娱自乐，下乡表演，让咱们这些办理调度、平常不与外界触摸的人也能在深重的作业之余放松一把，只可惜到了1962年小剧团就停办了。

  我一辈子都在合肥面粉厂作业，一干便是40多年，直到1994年退休。1997年，由于内部和外部的许多原因，合肥面粉厂出产陷于阻滞，出路危如累卵。所以在省市领导的支持下，合肥面粉厂与双墩面粉厂实施资产重组，股份协作。作为面粉厂的老员工，我听到音讯后，就把自己精心培养多年的一盆米兰，送到了正忙于企业改制的筹备组办公室，代表了我和工友们对企业改制再生的夸姣祝福。合肥面粉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逐渐从人们的脑海里淡去，我也只是在空闲之余回想这段往事。

  我有时还到当年的面粉厂和联合宿舍的所在地转转，和健在的老工友们聊聊年轻时的作业趣事。看着老房子一天天破落，终究倾倒，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味道。合肥面粉厂尽管不在了，但它却见证了合肥工业展开的轨道。现在工厂树立，楼越盖越高，马路越修越宽，人口更加增多，合肥从当年的小城也变成了现在颇具规模的都市。现在交通也兴旺了，我人虽在合肥，也能时不时回到上海和我的亲人们聚会，这大约便是安享天伦之乐吧。